早年被抢着要、现在难找人，县城女教师为何也遭遇婚恋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秋玲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一

笔者与团队近期在中部地区H县调研时发现，县域女教师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已经成为了一个较为显著且普遍的社会难题。

据H县教工委统计，全县超过25岁尚未婚配的女教师约有2000多个，其中过了30岁尚未婚配的则有400-500人，这已成为很多校长稳定教育教学的难题。

很多距离较远的村小、教学点的年轻女教师常年吃住在山区，以校为家，十天半个月不下山村，为了好找对象，哭着让中心校校长帮忙调到乡镇中心的学校来。殊不知，多年前，情况与如今大不相同——

一位出生于1972年的男校长表示，当年他从中专毕业时，面对众多男性竞争对手，为了找到一个体制内的妻子，不仅努力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争取从小学老师变为中学教师，而且还换到熟人所在的乡镇学校，以增强自身的婚姻竞争力。正如他自己所言：“为了找到一个体制内的老婆，我可是想尽了千方百计，跨过了千山万水，用尽了千言万语。”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二

短短二三十年，为什么出现如此大的逆转？现在县域女教师找到与其相匹配的婚姻对象，为何如此难？

这根源于全国经济发展带来县域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的变迁。

首先，改革开放前，县域劳动力不外流，经济就业机会少，县域体制内工作属于优质工作，吸引了大量优质男性，女性进入体制内机会少，所以出现大量男教师配农村普通务农女青年的婚配。改革开放后，大量优质男青年尤其是考了大学的男青年，纷纷前往报酬更高、发展前景更大的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而去工业化的中西部县城经济机会与发展空间有限，很难吸引大部分男性返乡。

尤其是在男性依然是家庭经济主力的社会文化下，为了适应当下彩礼、教育与城镇化生活压力，即便是县域体制工作，对缺乏一定家庭支持的普通男性而言，也很难养活一个家庭。由此，留在县城和农村的大多数男青年的婚配条件普遍不如女教师优异，县域婚姻市场出现了女性与男性发展不同步的局面。

其次，高度就业竞争格局下，县域农村教职岗位吸引大量女大学生返乡。

全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越激烈，二本、大专等普通学历的女性就越容易被全国劳动力市场排斥，相应地，县域地方劳动力市场中的体制内教职对她们就越有吸引力，她们的学历在县域社会也相对更有价值实现的可能。

对不少女性而言，回到家乡所在县当一名人民教师是比较理想的职业，收入不高但稳定有编制，县城生活成本也不高，而且学校还有固定的寒暑假。H县2023年教师招聘，167个教师编制岗位有6400人报考，大部分都是省内地方院校的本科女大学生。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最后，前两点因素导致既有县域体制内男青年数量太少。

如H县体制内的公务员、医生、教师总共约2万人，教师就有近9000人，其中女教师又占绝大比例，这还不包括相当比例的女公务员。换言之，能够与女教师相匹配的男公务员太少。

以某乡镇为例，该镇尚未婚配的男公务员只有3人，但是尚未婚配的女教师有100多人。为了平抑男少女多的难题，该乡镇的工会与中心校校长打算先按照该乡镇男公务员的需求内部挑选5位女性，再组织他们相亲，并希望做通3位男公务员的工作，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年龄较大的女教师。

需明确的是，在去工业化的县城婚姻市场中，“体制”内外是阶层向上或向下婚配的分水龄。

与大城市大龄未婚女青年只要稍微降低标准便可以找到与其条件差不多的男性不同，在既定县域就业婚姻格局下，相当部分女教师不仅难以实现传统女性的“上嫁婚”，而且因为县域婚姻难以供给条件对等的“匹配”男青年——据当地一位比较有经验的教育管理者反应，H县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教师能够在体制内寻到对象——因此，其他人极有可能面临“下嫁”的命运。

女教师“下嫁”对象包括：村干部或退伍转业军人、“小小”包工头（拥有一技之长的个体户），以及大城市务工人员。

即便“下嫁”，女教师因个体颜值、单位距离县城的远近、个人能力的不同而有较为明确的“下嫁”难度系数。比如，乡镇中心校的长相普通的女教师可以找到年轻的村干部，而山区片小的女教师则很有可能无人问津。客观来看，距离县城和乡镇中心越远，女教师“下嫁”的难度系数越高。

更关键的是，“下嫁”并不一定带来婚姻稳定，如果嫁给不善经营的包工头或者大城市外出务工男性，婚姻稳定性会受到极大挑战，一旦离婚带小孩，再婚难度非常大。

三

若要摆脱当下的婚恋困境，县域年轻女教师可以选择的空间有：

第一，接受县域婚恋现实格局，努力工作，考进县城或者调入距离县城近的学校或乡镇中心的学校，增强婚恋优势。

一位1993年出生、颜值颇高的女教师，在乡镇学校待了7年后努力考到了县城中学。曾经与其相亲过的一位银行男职员，一听闻其考到了县城，便主动追求，去年相处半年后便计划结婚。如当事人所言，“就是这么现实，你在乡镇的时候，别人只是把你当备胎；但你一进城，别人就认为可以被考虑结婚了。”

第二，通过考研、考公进入更大的城市与更好的单位，实现婚姻与个体发展的突围。

县城教职岗位对她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跳板，方便她们继续考研、考公或者考进大城市的编制学校。如一个刚毕业的乡镇初中女教师自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在校门口租房连续考研两年，并打算继续考研。再如另一位25岁县城私立学校的女高中教师所说：“我只是把这个学校当做一个跳板，等攒几年工作经验，我就往大城市考。”

第三，在地级市和省会城市找对象，接受异地恋与异地婚。

如果不想降低择偶标准或生活质量，可以选择就近的地级市或者省会城市的对象，只是自己或对象需要城乡往返。如一位32岁、县一中的女教师，长相优越，家境优渥，思想独立，在县城很难找到与其条件和思想共鸣的男青年，她便在省会城市找了一位男朋友，并坚持周末来回往返的恋爱模式。

当然，除了上述选项，也可主动选择单身。如一位今年38岁、毕业于西南某本科院校的中职女教师性格内向，2008年毕业回乡，2022年因被自己的丈夫猛烈追求而结婚。在期间长达14年的时间里，她主动回避相亲、结婚，自己把生活安排得很好，平时积极上课、教育学生，放假便出去穷游，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大海。她还钻研养花之道，并与趣味相同的人为伴。她直言“单身真的有很多乐趣！”。

经调研了解，在县域社会，30岁前，父母比自己焦虑，如有老师谈道，“每次我父母去吃喜酒，回来就没有我的好果子吃，不过只要你表现得比父母更焦虑，他们也不会拿你怎么样”；30岁后，则转成了个体婚恋生育焦虑，如有老师着急“我已经30多岁了，再不结婚，还不知道能不能生”，此外也有老师担心会30之后继续单身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精神。

四

县域女教师婚配难题，无疑会对县域婚姻格局造成一系列连续性化学反应。

首先，大量未婚适龄女教师的存在，基本上降低了县域内普通女性“上嫁”的可能，因为不论是公务员、医生还是创业老板，基本上都会优先考虑选择教育水平更高、兼具教育与家庭抚育优势的女教师当配偶。

其次，体制内的男性与其他部分农村男性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会逾趋悬殊。如一位1992年生的男青年自从考回县一中当老师，每天与其相亲的人络绎不绝，而H县一些山区农村过了30岁尚未婚配的男性越来越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结婚率近些年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因此可以说导致县域女教师婚配难题的原因，既有其群体个性，也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比如绝大部分人都要考虑成家及未来育儿的成本。也因此，县域女教师婚配难题，绝非让她们单方面改变自己的婚恋观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